直面不确定性

我是谁？我从哪里来？我要到哪里去？

——古希腊思想家

第二集播客《我的流浪人生：环球打工旅行》主要讲述一位 19 岁少年反抗“确定性”生活方式的故事。可能是由于我当前正处于人生的一个十字路口——即将离开学校这座象牙塔，面临就业困境。我深受这篇文章触动，开始思考自己未来的去向。

从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来看，我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学生，刚刚结束长达四年的大学时光。最初两年，接触的知识大都与数学有关。我只在第一年专心致志地对待数学，之后的日子里，数学逐渐淡出我的视野。按照学校的培养计划，我有望成为一名数学教师。但与许多入学前就签就业合同的学生不同，我完全无视了这个培养计划，中途开始学习计算机。之后的两年，我将计算机作为一个爱好，直到临近毕业才将其视为求职工具。我选择了一门主流的编程语言，独自摸索做了一些习作项目，入职公司实习，热切地期盼能够凭借这些资质谋求一个职位，然后找到一份能养活自己的体面工作。

但长达数月的独居与沉思生活似乎扭转了我最初的想法，我似乎开始追寻一种内心极度渴望、却一直被“社会责任”所禁锢的东西——自由的人生体验。

小时候父母“双下岗”，家里很穷，19岁时我想过自杀，但不是因为穷，而是因为人生缺少了“可能性”。

——《我的流浪人生》

什么是人生体验？如果不加限制的话，我时时刻刻都在存在，只要存在，我就有感受，这些感受都是人生体验。但如果加上“自由”两个字，人生体验的含义便大不相同。它仿佛突破了某种界限，在这个界限之内的人有着看起来确定的生活路线，而在界限之外，一切都有可能。这其中包含最好的可能，也包含最坏的可能，而这两种极端的可能似乎并不存在于界限之内的世界。在界限之内，是向“确定性”所带来的安全感充分妥协的世界。

“自由的人生体验”是勇敢直面“不确定性”生活的结果，其代价是承担远超“确定性”生活中所不具备的风险。毕业后，如果比较幸运，会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，然后日复一日赚钱攒钱。有了一定积蓄后，开始组建家庭，购置汽车、房子等其他“必要的”财产；如果运气不佳，可能要背负数十年的贷款。看着自己有了家庭、后代以及相关财产，人生似乎圆满了。人们乐于接受这种人生体验以及相应的风险——比如因攀比和社会要求而产生的贷款、因草率结婚而带来的糟糕家庭关系、因不加克制的繁殖欲而遗留给后代的贫穷……人们对这些风险视而不见，毅然决然、且不假思索地进入边界之内的世界。

个体的生存，是最基本的问题，也是个体应该肩负的最重要和最基本的责任。你会发现，上述提及的任何社会责任都超出了这一范畴。这些社会责任看起来是以个人生存为前提，但诸如“拥有尽可能多的财富与权力”、“合乎社会规范地交配与繁殖”等责任，不仅不会增强对“个体生存责任”的重视，反而是以牺牲个体生存为代价来履行所谓的社会责任。他们的身体或许不会因此死亡，但生存的激情似乎早已燃尽。“再过几年后我就能怎么怎么样了”，成为了他们继续生活下去的希望——又或者是一种借口。

个体只要生存着，便有人生体验。而要想拥有自由的人生体验，就不得在生存之外附加额外的责任。当有人因你持有这种观念而指责你逃避应有的责任时，不妨思考一个问题：你“应该”活着，而当你自杀时，显而易见是在“逃避”生存的责任。那么，除了“活着”之外，你还有哪些“应该”做的事情吗？如果有，而你不去做，那就是在逃避；反之，则谈不上“逃避”。而“应该”做什么，是你自己定义的，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你定义。

十几年前，我懵懵懂懂地进入学校，一路从小学上到大学，每一个阶段都是理所当然的。我不需要做任何决策，唯一需要做的，只是努力考一个好分数，顺便学习各种知识。在大学之前的日子里，“继续学业”对我来说是一个明智的决策。尽管在这个过程中付出了很多心智上的代价，但至少让我能在一个安全、稳定的环境中生存。但在大学期间，当我逐渐意识到世界的复杂度远超自以为是的人所能掌控时，一种强烈的反叛力量驱使我打破——“人生可以按照确定的路线走下去”——这种幻象。

一直以来，这种幻想蛊惑着我与同龄人竞争，让我在攀比中嫉妒、在被排挤时寂寞、在落选后沮丧、在领先时炫耀。而这些情绪的产生，似乎全因我们都在一条“已知的确定性赛道”上竞争。这不禁让人质问自己：何必如此呢？

学校是座象牙塔，对于我而言，它是我充满确定性生活的一个阶段。我本可以找个借口，比如“本科生不好找工作，研究生好找工作”，或者“我要读到学业生涯的顶点——博士”来继续留在象牙塔里。但我还是决定直面不确定性。我隐约感受到，这种生活才是我最终的归属。一个全新的阶段正在向我开启，而我，已经准备好流浪了。